文明的细节：古典时代君士坦丁堡的兴盛与衰落｜科林·麦克伊韦迪
15世纪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全图
一、历史
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前身拜占庭（Byzantium）是希腊人（据说来自墨伽拉［Megara］）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左右建立的。他们选择的位置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南入海口左侧（靠近欧洲）的一个小海角。这里是色雷斯（Thrace）的领土，拜占庭是一个色雷斯名字，但是在希腊定居者和严格来讲拥有这片土地的色雷斯人之间似乎很少，甚至没有任何摩擦。如果拜占庭人曾经对色雷斯国君进贡的话，所付金额也很快就变成象征性的。
这个希腊殖民城从一开始就蓬勃发展，与海峡对面的墨伽拉定居地加尔西顿（Chalcedon）形成鲜明的对比。拜占庭拥有一个优良的港口，即著名的“金角湾”（GoldenHorn），港口的水流对当地渔民有利，结果是形成繁荣的金枪鱼渔业——金枪鱼产量之高，以至被显著刻画在拜占庭造币厂的早期钱币上。加尔西顿没有这样的优势，经常被嘲笑为“盲人之城”，因为加尔西顿的定居者最先到达该地区，却挑选了不好的位置。
按照希腊标准，拜占庭是个相当大的城市，它有实力尝试维持其独立性，尽管还不能抵抗真正强大的对手。在被并入波斯和雅典帝国之后，拜占庭在希腊化时期恢复了自由，当时该城市稍微向那些大国的主要利益妥协。这个间歇在罗马军队到达该地区时结束了，拜占庭被迫接受了一份保护关系，最终使其成为罗马色雷斯行省的下属城镇之一。（拜占庭不是省会，在其西边90千米处的佩林苏斯才是省会。）在这段时期——这里指的是公元前5世纪—公元2世纪的700年——拜占庭在当地的城市排名中保持着大致一样的位置。其趋势肯定是缓慢而稳定地上升的——除了该城市的元老在公元193—197年的罗马内战中站队错误导致的短暂衰退之外。这场罗马内战最终由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取得胜利，他被拜占庭人的反抗行为激怒，遂处决了他们的领导人，并拆除了城墙。因他的儿子卡拉卡拉为拜占庭事件辩护，塞维鲁最终息怒了。事实上，他决定赐拜占庭以荣誉，修建一组新的城墙，以及在城市南面修建一个最先进的战车竞技场。
尽管被塞维鲁装饰过，拜占庭依然是一个相当普通的地方：虽位于普通城市之列的顶端，但缺少进入大城市行列所必需的经济或行政推进剂。君士坦丁大帝补齐了这个欠缺。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24年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此时，帝国已经被划分为两半——使用拉丁语的西部和使用希腊语的东部——以便管理，通常的做法是两边都有自己的皇帝。君士坦丁不打算与任何人共享权力，但是他没有对分裂的事实提出异议。由于想居住在东部，他决定创造那里迄今为止都缺乏的东西，即一个有着与罗马同等地位的首都。他选择拜占庭作为这个新都会的理想地点。修建工作开始于公元324年，由于君士坦丁为在“新罗马”修建房屋的每一个人都提供免费口粮，移民很快就涌入拜占庭。在修建工作开始6年后，这里举办了一场正式典礼，宣布新罗马正式启用。
在公元335年君士坦丁去世后，城市为纪念他而改名，除了教会文件，新罗马的名称从所有文件上消失。一个世纪以后，对君士坦丁堡的设施调查显示，它具备与首都地位相称的大部分建筑物：一座皇宫；大量贵族豪宅，这些贵族则充任宫廷成员和行政官员；一座大教堂；一个元老院；一个能与罗马的大赛马场（CircusMaximus）匹敌的战车竞技场；以及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广场。此外，那里还有足够的空地做进一步扩建，所以最初当政府突然决定在城市原来边界西边1千米或更远的地方修建一道新城墙，人们对此疑惑不解。相应的解释与预期的人口增长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做法是想要在被围困的情况下为城市提供额外的资源，包括水（在新近围起来的区域内修建了几个大型蓄水池）和牲畜的牧场。人们从未在这片附加的城区里修建屋舍，在公元15世纪它依然被称为柯拉（chora），意为乡村。
君士坦丁堡可能在公元6世纪达到了其古典鼎盛时期，那是在查士丁尼皇帝统治期间，他修建了那里最著名的大型建筑。查士丁尼在他统治之初，面临严峻考验。当时战车竞技场派系闹事演变为抢劫、广泛的蓄意破坏，最终，一场大火烧毁了君士坦丁的圣索菲亚大教堂（S.Sophia）。查士丁尼极好地应对了这次挑战。在恢复秩序后，他立刻命令建筑师拟定计划，不是修建一座普通的教堂，而是一座有着极高穹顶的集中式巨大建筑。不吝所费，不容延误。不出5年，查士丁尼就能够进入这座新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并且有足够理由说：“所罗门，我超越你了。”
圣索菲亚大教堂不是查士丁尼的唯一项目。他重建了另外两座主要的君士坦丁教堂，即至圣使徒教堂（SS.Apostoli，皇帝陵寝）和圣艾琳教堂（S.Irene，在圣索菲亚大教堂旁边），还修建了一些自己的新教堂。在政治领域，他发动了多次远征，打算收复失去的西部行省，尽管他正在与波斯交战，其内廷也一致建议他要限制远征计划。最终他过度消耗了帝国的资源，而且这还是发生在资源可能正在萎缩的时期。结果经济崩溃，君士坦丁堡的进一步增长到此结束。在地方层面上，在公元541年黑死病大规模爆发时，事态也没有得到缓解。
更糟糕的事发生在公元7世纪。首先是波斯人，然后是阿拉伯人迅速占领了叙利亚和埃及，维持首都现有人口所需的小麦供应突然中止。下几代的人口数量必然急剧下降，在公元8世纪初这种情况持续恶化。
公元717年，一支阿拉伯军队经由海路抵达，并围困君士坦丁堡。驻军设法抵挡袭击，最终阿拉伯人撤离，但他们留下的城市不过是其过去辉煌的影子。城市供水的支柱瓦伦斯高架渠被废弃，剩余的公民不再需要它了。人们将坟墓安置在城内，确切地说，是在君士坦丁曾规划的内城，这违背了所有的罗马惯例。罗马帝国及其大都市君士坦丁堡似乎都在经历着致命的衰落。
出乎意料的是，帝国幸存了下来，首都也被恢复了。在公元747年，一场瘟疫袭击了君士坦丁堡，而事实证明这是始于200年前的一系列瘟疫中的最后一场。公元756年，从希腊岛屿引进的新定居者补充了城市的人口，在公元767年瓦伦斯高架渠被整修，以供城内居民使用。帝国边界稳定下来。该城市也逐渐再次担任原来的帝国首都角色。那里不再有像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Sophia，希腊语取代拉丁语，所以S.改为H.）规模的新建筑物了，不过至少再次有资源来适当维护大教堂的结构，甚至偶尔增添点装饰。
公元1000年的前后几年是本次恢复的顶峰。历史学家将复兴版的东罗马帝国称为拜占庭帝国，帝国却从未恢复其前身的边界——事实证明，叙利亚和埃及转向伊斯兰教是持久的——但在欧洲和安纳托利亚的领地相当可观，似乎也是安全的，有迹象表明，阿拉伯人已经智穷才尽。然而，在公元1050年代，新敌人以突厥人的面貌出现了。突厥人刚刚皈依伊斯兰教，又是迁徙民族，他们将新的宗教狂热和新人口投入到拜占庭帝国东部边界的战争中。在公元1071年的曼齐刻尔特战役（BattleofManzikert）里，他们大败拜占庭军队，为突厥部落进入安纳托利亚高原开辟了道路。这次突厥人的迁徙几乎消灭了拜占庭在亚细亚的那半部分帝国。援助以十字军东征的形式到来，但是在公元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十字军战士的援助变成了拜占庭的苦楚——他们占领和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在一段短暂的时期里（公元1204—1261年），一个西部人被推举坐上拉丁帝国（LatinEmpire）的宝座。最终拜占庭人收复其首都以及帝国剩余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在这期间，突厥人日益壮大。公元1354年，一支奥斯曼土耳其的分遣队横渡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开始征战欧洲的行省。这一进程在公元1401年几近完成，当时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巴耶济德（Bayezid）对君士坦丁堡这个现在已经没有帝国的首都采取初步行动。当巴耶济德被另一位东方统治者——强大的帖木儿（Timur）推翻时，君士坦丁堡得救了，但也只能暂时松一口气而已。在随后的50年间，奥斯曼人重建其地位。公元1453年，在年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tII）的注视下，奥斯曼军队重新对这个孤立的城市发动搁置已久的袭击。君士坦丁堡的陆上城墙在上千年历史里从未遭到破坏，却在土耳其人的炮火下崩塌，土耳其精英禁卫军部队从缺口涌入，紧随其后的是穆罕默德本人——现在是穆罕默德·法提赫（MehmetFaith，即“征服者穆罕默德”）。圣索菲亚大教堂成为清真寺，君士坦丁堡则成为伊斯兰教国家的首都之一。
穆罕默德决心复兴君士坦丁的城市。他清理掉毁坏的至圣使徒教堂，并在那里修建巨大的法提赫清真寺。他兴造了两座宫殿，第一座修建在狄奥多西广场（ForumofTheodosius）上，更有野心的第二座坐落在希腊拜占庭所在的第一山上。早期的旧宫殿（EskiSaray）已经消失了，但是后来的建筑群发展成为现在的托普卡帕宫（TopkapıPalace）。更重要的是，在奖励和强制并施的作用下，穆罕默德将城市人口从围困前夕的约30000人提高到公元1481年其统治即将结束时的约75000人。这使得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数量有可能在该世纪末达到前所未有的100000人。事实上，这座城市的鼎盛时期在未来，而非过去。
二、名称
君士坦丁堡现在叫伊斯坦布尔（Istanbul），共有4个名称。从公元前7世纪中期建立到公元4世纪初，它被称为拜占庭（Byzantium，严格来讲是Byzantion）。在君士坦丁的重建下，拜占庭成为首个新罗马（或者第二罗马），在君士坦丁去世后，这里就成为君士坦丁堡。大约1100年后，在公元15世纪初，我们发现当地人开始称其为伊斯坦布尔。这个完全非官方的名字是希腊语短语eistonbolin（往城市）的缩写，用法跟美国的“（往）市区”（downtown）相类似。该城市被土耳其人征服以后，伊斯坦布尔成为日常名称，尽管直到公元1927年才成为这个城市的官方名称。名称的另一个变体斯坦布尔（Stamboul），有时用来指代旧城区（陆上城墙所围三角形区域）、金角湾和马尔马拉海（SeaofMarmara）。
用来描述皇帝及其帝国的形容词更为多样化。历史学家称之为东罗马帝国皇帝和东罗马帝国，在分为东西两半时这样称呼是较为合理的，但是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就有些多余了。就（东）罗马人而言，幸存的部分就是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喜欢保留限定性形容词有着充分的理由——东部的通用语言是希腊语，而不是拉丁语——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理由也变得越来越有说服力。这个进程的高潮是希腊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官方文件的通用语言，这时正值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皇帝（公元610—641年）统治。历史学家为标记这个改变，引入术语“拜占庭”来指代公元7世纪以来的皇帝和帝国。“拜占庭”确实是一个有用的术语，但是拜占庭人从来没有这样使用过，他们继续称自己为罗马人，称其帝国为罗马帝国。（对他们来说，拜占庭人是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当然，他们也承认“希腊人”这一称呼，在中世纪，西部人可能称东部人为希腊人或罗马人。这段时期大幅缩小的帝国通常被称为罗马尼亚（Romania）。
三、城墙
现存的城墙被称为狄奥多西城墙，因为除布拉契尼（Blachernae）部分和海上城墙的一些延伸部分以外，整圈城墙都建于狄奥多西二世统治期间（公元408—450年）。布拉契尼是横跨金角湾的唯一桥梁的所在地，它的存在无疑也为此目的。在君士坦丁的时代，新罗马的城墙在快到布拉契尼的地方就中断了，布拉契尼当时是一个拥有自己城墙的独立小镇。在公元413年狄奥多西决定为君士坦丁堡修建一组新城墙时，他以布拉契尼为起点，修建了往南延伸到距离马尔马拉海约6千米的陆上城墙。陆上城墙北端的突出部分并入布拉契尼城墙的西半部分，其余部分几乎沿直线横跨半岛。公元439年，陆上城墙及其众多塔楼建成后，开始修建一组海上城墙，以保护沿金角湾的城市北面和临马尔马拉海的城市南面的海岸线。不久之后，公元447年，一场地震严重毁坏了陆上城墙。它在两个月内得以重建，这次建成了双层城墙的形式。同年，匈人之王阿提拉在巴尔干半岛地区（Balkans）洗劫城市，紧急重建城墙无疑与此有关，但是修建速度并没降低城墙的防御能力。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君士坦丁堡的陆上城墙从未被攻破。
在此期间，泥沙淤积使海岸线外移，尤其是在马尔马拉海岸的吕库斯河（Lycus）入海口，所以海上城墙的线路被调整。这将城内面积从古典时代晚期的1350公顷提高到一个最终数字，即被土耳其人征服前夕的1385公顷左右。布拉契尼城墙也重建过多次，由此从一开始最薄弱的部分变成最坚固的部分。除此之外，城墙基本保持不变。平面图没有显示海上城墙的众多城门，有需要时可以对它们进行扩建或用砖围砌。但是平面图标注了陆上城墙的主要城门，那些都是永久性结构。需要区分两种城门：城市城门，用以通往外界；军事城门，仅连通城墙之间的区域。那里有6座城市城门和5道军事城门。公元1453年土耳其人用投石炮攻击、破坏并移走第五军事城门对面的外城墙部分，城市就此沦陷。在狄奥多西城墙修建之前，该城市有两道较短的城墙，不过没有任何遗迹留存下来。那是希腊晚期或罗马早期的拜占庭城墙，以及最初由君士坦丁大帝修建的君士坦丁堡城墙。拜占庭城墙沿着形成半岛尖端的山丘（即君士坦丁堡七山中的第一山，见第124页）的轮廓修建，虽然没有考古证据支持，但是平面图所示的周长应该很接近其实际周长。在这种情况下，该城墙所围面积应该有70 75公顷。被认为是君士坦丁城墙的线路则更有争议。这代表的是现代的共识，但是同样合理的假设是另一条较短的线路，它横跨到对岸的半岛且往东延伸半公里。这会把皇帝陵墓——至圣使徒教堂置于城外，没准更符合罗马帝国惯例，因为虽然皇帝可以（如果他们选择的话）无视禁止在城墙内埋葬的规定，但合乎礼仪的做法是不要像哈德良陵墓安置在罗马城那样在城内安葬死者。
四、地形和历史遗迹
原始的希腊定居点占据了托普卡帕宫现在所在的第一山的一部分。随着时间推移——非常缓慢，这里用世纪来算——该城镇往南延伸，直到最终覆盖整座山。我们读到过关于敬奉雅典娜、阿波罗和波塞冬（Poseidon）的神庙以及一大一小两个剧场的记载，但是没有找到任何这些建筑物的痕迹。关于拜占庭城墙，仅有的记载是一个城门的名称（色雷斯城门），城门以外是一片平地（色雷斯平地），那里只是第一山和第二山之间山脊顶部的地面。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希腊城市的痕迹。我们只能说，考虑到在漫长的时间里缓慢发展的历史和城址的陡峭边缘，城区的布局可能是很混乱的。当然公元5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描述》提及位于该城区（第一区和第二区）的“街道和小巷”，在其他城区同样的布局只是被简单称为“街道”而已。
拜占庭首个重要的罗马设施是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在公元3世纪初捐赠的战车竞技场。战车竞技场位于希腊城区的城墙以外，而这堵城墙先是被塞维鲁拆毁（在公元193—196年的漫长围攻之后），随后重建，甚至可能是扩建。但是无论塞维鲁捐赠了什么，在一个世纪以后君士坦丁选择拜占庭作为新罗马的所在地时，这些捐赠都黯然失色。紧邻着战车竞技场的北面平地——大概是旧色雷斯平地的一部分——被规划为巨大的奥古斯都广场，在其中心或中心附近的是弥利翁碑（Milion），这是一块黄金里程碑，它是东罗马帝国所有距离的测量起始点。皇帝宫殿修建在战车竞技场的东边并与之平行。战车竞技场自身被大规模扩建，那里的地面急剧倾斜，这就意味着需要建造大规模的基础结构来支撑其远端。君士坦丁还在从弥利翁碑往西延伸的主干道的第一路段立碑纪念，沿路修建柱廊，并为其修建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广场作为焦点，在广场中心树立着巨大的斑岩柱。不用说，斑岩柱的顶端有君士坦丁的雕像，广场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虽然君士坦丁决心将新罗马修建成“旧”罗马那样，但是他也热衷于强调两者之间的关键差别：他的首都从一开始就会是一座基督教城市。所以他在君士坦丁广场的北边修建了一座元老院，在奥古斯都广场的北边修建了一座教堂，却不建造与异教的罗马那些伟大神庙相对应的神庙。相应的是，他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大教堂，即圣索菲亚大教堂，直到公元360年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统治期间才建成，他还在城市边缘修建了一座同等规模的教堂，即至圣使徒教堂，打算作为皇帝及其王朝的陵墓。
君士坦丁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是叛教者尤利安，他死于公元363年与波斯人的交战中。继任者瓦伦斯修建了君士坦丁堡的主要历史遗迹之一——一座跨越第四山和第三山之间山谷的高架渠，随后他也在公元378年与哥特人的交战中丧生，更严重的是，失去了军队。罗马帝国在这次灾难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军人皇帝狄奥多西大帝（公元379—395年）能够把帝国传给儿子赫诺里乌斯（Honorius）（得到西罗马帝国）和阿尔卡狄乌斯（Arcadius）（得到君士坦丁堡和东罗马帝国）。后来狄奥多西二世（公元408—450年）继承了阿尔卡狄乌斯。这两位狄奥多西王朝的皇帝确定了这座城市的最终布局，因为尽管后来的皇帝增建新建筑物和重建旧建筑物，他们并没有改变城市的基本布局。从弥利翁碑往西延伸的主干道上文已经提及，它在越过君士坦丁广场往外的某个路段被一分为二，一条是沿第四、第五和第六山顶部延伸的北部分支，一条是平行于马尔马拉海岸，延伸并跨越第七山的南部分支。狄奥多西大帝对城市布局的贡献是在分叉路口处修建了一座相当宏伟的广场。它是对罗马城的图拉真广场的有意模仿，有一个带叙事浮雕的类似纪念柱作为中心，以及西边入口处特别设计的凯旋门。他还在南边的道路上修建了另一个更为正统的拱门，这里是城市的边界，往外就是穿越巴尔干半岛通往亚得里亚海的军事公路埃格纳提亚大道（ViaEgnatia）。后来这座拱门并入狄奥多西城墙，成为金门。狄奥多西的儿子阿尔卡狄乌斯也修建了一个广场，位于主干道的南部分支上。像他父亲的广场那样，这里有雕刻着螺旋浮雕的纪念柱，尽管跟他父亲不同的是，阿尔卡狄乌斯没有真正的胜利值得庆祝。加上狄奥多西二世修建的城墙，这一项君士坦丁于124年前开启的建筑事业才真正完成。
早期基督教城市的遗迹还有多少？君士坦丁时代的遗迹非常少。在这座城市经历的多次重建中，奥古斯都广场以及君士坦丁广场的轮廓已经消失，君士坦丁修建的城墙无迹可寻。君士坦丁在第一山上的大宫殿被后来的拜占庭皇帝遗弃了，他们更喜欢布拉契尼。早在被土耳其人征服之前，它就已经变成废墟了，除一些马赛克地面以外，现在那里已经看不到任何东西了。君士坦丁的三大主要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圣艾琳教堂和至圣使徒教堂，都被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新教堂取代了。他的纪念柱还立在那里，犹如一截被人遗弃的树桩。事实上，君士坦丁建筑计划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遗迹是一片已经被侵蚀的砖壁，它支撑着战车竞技场的南端。
狄奥多西王朝的建筑物保存得更好一些。狄奥多西大帝的金门还在，嵌在其孙子所建的城墙上。他的另外一座凯旋门的碎片分散在穿过广场的公路旁。纪念柱的几个浮雕被放到附近的土耳其浴场里。阿尔卡狄乌斯的纪念柱底座仍在原地。狄奥多西二世的城墙还包围着城市，这是新罗马真正与“旧”罗马相似的特征。
五、人口
在开始兴建新首都时，君士坦丁大帝掌控着足够养活80000人的小麦供应，这是埃及以前运往罗马的数量，由于罗马人口减少，现在可供其他用途。君士坦丁将埃及粮食船队调遣到新罗马，他提出对准备在那里建房的人永远提供免费口粮。因此，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他去世的几年内达到40000人。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似乎认为这就足够了，并相应地减少口粮数量。狄奥多西一世稍微提高了口粮总量，可能增加了400份，但是没有数据记录显示完全恢复到80000份，尽管后来的几位作者在引用这个数据时像是在陈述事实。因此在罗马的君士坦丁堡的鼎盛时期——公元5世纪和6世纪上半叶——我们有40000和80000两个人口数据可供选择。较低的数据肯定更为可取，如果埃及还在运送80000份口粮，那么两支禁卫军（驻扎在首都附近的部队，每支大概有15000人）将得到优先照顾。而80000这个数字是很可疑的，因为在此期间埃及可能与其他行省一起遭受到同样的资源萎缩。
当然，后来的皇帝也没有兴趣增加城市的人口，查士丁尼甚至聘请了一名特别官员，以确保地方居民在君士坦丁堡这个大都市完成要务后就立刻返回家乡。在这时候，上文提到的资源萎缩真正开始了。人口开始下降，最初是由公元542年的瘟疫导致的，但在瘟疫过后人口仍在持续下降。在下个世纪初，首先是波斯人，然后是阿拉伯人占领了埃及，这意味着公元618年之后君士坦丁堡就不再有免费口粮了。人口相应地大幅下降，跌至15000 20000的区间。这些人口只能够成功防御阿瓦尔人（Avars）和波斯人在公元7世纪初派出的小部队，以及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初发动的海上远征。
从公元8世纪中期起，情况开始好转。到公元1000年，我们认为当地人口已经缓慢恢复到30000人，因为在公元1453年被土耳其人占领时，城市的人口大约是30000人，由此得到的推论是，中世纪晚期（公元11—15世纪）城市人口增长的趋势抵消了君士坦丁堡迅速减弱的政治影响力。
公元1477年，在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四分之一世纪后，穆罕默德二世下令进行人口普查，以验证提高新首都人口的激励政策是否成功。让他放心的是，人口已经增加一倍以上，人口总数达到65000人。如果当地人口以这个速度持续增长的话——我们没有关于16世纪的可靠数据——在公元1500年将远远超过100000人。加拉塔（Galata）片区位于金角湾的北岸，它在这段时间里发展得比斯坦布尔快得多，在后来也是如此。于1927年开展的首次正式普查显示，城市的总人口为691000人，而斯坦布尔只有200000人。顺带一提，在古典时代晚期或中世纪，君士坦丁堡的人口绝不可能达到这个规模，因为到20世纪20年代，斯坦布尔几乎建满建筑物，而在其先前的发展阶段中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六、山丘和城区
君士坦丁希望其新罗马拥有“旧”罗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7座山丘和14个城区。城区即行政片区，是很容易组建的，但是凭空构建自然地貌就有点困难了，君士坦丁堡的7座山丘并不十分显眼。君士坦丁堡确实拥有的是一条中央山脊，从博斯普鲁斯海峡顶端的塞拉格利奥角（SeraglioPoint）延伸到埃迪尔内门（EdirneGate）。在被指定的山丘中有6座山只是此山脊的高点，第一山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第六山则在埃迪尔内门以内——亦是城市的最高点。第七山占据城市的西南角，吕库斯山谷将其与第四、第五和第六山分隔开来。沿山脊顶端分布的山丘与其说是被它们之间的山口（通常难以识别）划分的，不如说是被向上延伸到山脊的山谷（特别是在北边的）划分的。
对城区的主要关注点是，它们体现了城市人口的分布情况。通过各城区的街道数量来判断，超过80%的君士坦丁堡人居住在第一、第二和第三山，即城内东边的三分之一城区。对比查看北边和南边的同一数据（对应的是西边和东边），20%的人口居住在临近马尔马拉海的城区，与之相对的是，相似百分比的人口居住在临近金角湾的城区。这些统计数据来自《君士坦丁堡描述》，此书可追溯到狄奥多西二世统治期间（公元408—450年），但是据我们所知这个城市在1000年后落入奥斯曼王朝之手时仍然有着与之大致相同的人口分布模式。
《君士坦丁堡描述》给出了君士坦丁堡重要建筑物的名称、街道数量、大宅邸的数量以及14个城区各自的官员数量。其中两个城区位于君士坦丁堡的边缘：第十一区在第四山，第十二区在第七山。另外两个必定在城外：在金角湾北边的锡卡（Sycae）定居地（第十三区）和在金角湾南面偏西的布拉契尼飞地（第十四区）。布拉契尼有自己的城墙，是横跨金角湾的唯一桥梁的所在地，它无疑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其余的10个城区位于城市的前三座山丘上，沿着马尔马拉海和金角湾海岸延伸到西边。根据街道数量来判断，该区域容纳了将近90%的城市人口，但是它拥有的富人宅邸刚超过60%，显然富人更喜欢不太拥挤的郊区。
《君士坦丁堡描述》令人十分恼火，因为它没有使用罗马《百官志》所采用的分类方式，忽略了基本住房单元（insulae），只给出高级住宅（domus）的数目。甚至这两种住房类型也需要有与罗马不同的划分标准，这里的住房远比罗马的多（4388所，对比罗马的1790所）。事实上，很难从《君士坦丁堡描述》提取出任何人口数据，尽管如上文所述，各城区的街道数量确实体现了人口分布情况。根据下述可能性也许可以得出君士坦丁堡城市人口的量级：第一区和第二区（拜占庭的古希腊城区）可能有大约10000人，因此其他12个城区可能有60000人，那么这14个城区的人口总共是7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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